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加强和改革环境保护标准工作的意见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加强和改革环境保护标准工作的意见
环发[2003]19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局（厅）各直属单位：
为适应环保工作形势发展的需要，加强和改革环境保护标准工作，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环境保护标准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我国环境保护标准工作已有30年的历史，已初步形成了以国家环境质量标准、国家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为主体，国家环境监测方法标准、国家环境标准样品标准、国家环境基础标准和国家环境保护行业标准相配套的国家环境保护标准体系。共制订发布了各类国家环境保护标准近500项。一些省级人民政府根据环境管理工作的需要，批准发布了数十项地方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国家和地方制定的环境保护标准作为环境影响评价、污染源治理、排污收费等各项环境管理以及环境执法的重要技术依据，在我国环境保护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随着社会经济和环保事业发展，现行环境保护标准暴露出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一是现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体系不完善，行业针对性不强，综合排放标准难以控制一些行业重点污染物的排放，有的标准使用时间过长、技术依据不够充分，致使宽严尺度不合理，执行困难。二是对一些环境质量标准的项目和限值、制订原则和技术依据研究不够，缺乏统一认识，需要更好地协调环境质量现状、环境功能区划分、污染防治目标和环境质量标准之间的内在联系。三是有关环境保护标准工作的法律条件发生了较大变化，随着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的实施，超标违法将逐步成为各项环保法规的基本条款，这对环境标准工作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四是随着我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环境保护标准工作需要逐步和国际接轨，强制性的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要逐步向环境保护技术法规转变。为促进经济发展和进出口贸易的需要，应建立并完善我国的产品环境质量技术标准体系，避免或减少由于非关税贸易壁垒对我国的不利影响，防止污染向我国转移。
新时期环境保护标准面临的主要工作任务是：完善制订不同类别环境保护标准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和要求；调整和构建科学合理的国家环境保护标准体系；鼓励地方环境保护标准制定工作，发挥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标准相互补充的作用；加强环境保护标准的宣传和培训，加强对环境保护标准实施的技术指导，认真推动环境保护标准的实施。
二、加强和改革环境保护标准工作
（一）建立新型的环境保护技术法规体系，完善国家环境保护技术标准体系
按照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承诺，应逐步改革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标准体系。环境保护工作中的强制性技术规定或要求，应逐步转为按照制定技术法规的原则和内容起草，按照技术法规的程序批准和发布。现行的强制性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在修订时，其主要内容逐步向技术法规转型。
对于环境保护工作中需要的推荐性技术规定或要求，继续按现行标准化的模式进行管理，其中与环境保护执法和监督管理工作关系密切的环境监测、环境影响评价、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等方面的方法、技术规范和技术导则等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负责组织制订，以国家标准或国家环境保护行业标准的形式发布。此类标准一旦被强制性标准引用，即具有强制性。涉及环境标志产品、环保设施设计、建设施工、运营等方面的规范和指南等推荐性技术标准，鼓励有关协会、标准化机构参与制订。
不断开拓环境保护标准新领域，开展生态保护系列标准、清洁生产系列标准、产品环境保护标准等的研究制订工作，最终建立起以国家环境保护技术法规为主体，以国家环境保护技术标准相配套的国家环保技术法规和标准体系。
（二）完善国家环境质量标准，科学评价环境质量状况
现行的国家环境质量标准基本符合我国近期环境保护的目标和要求。需要根据国际和国内有关制定环境基准和环境质量标准最新的研究成果，逐步补充需要控制的污染物项目，调整现行国家环境质量标准中个别不合理的项目和指标值。当前要制（修）订农业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城市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湖库富营养化评价标准和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评价标准等，研究制订生态环境系列标准。
加强环境质量监测和评价的研究，科学合理地确定环境质量的监测点位、项目和频次，建立科学的环境质量评价方法体系，规范环境质量评价和表达方式。
（三）加快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工作，加大按行业制定的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覆盖面
以控制和削减污染物排放总量、促进环境质量改善为目标，逐步缩小综合性排放标准的适用范围，增加行业性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数量和覆盖面，形成以行业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为主体，通用型综合排放标准为补充的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体系。
应以行业清洁生产工艺和先进的末端污染治理技术为依托，考虑行业企业的经济承受能力，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国家环境保护“十五”计划》中确定的电力、煤炭、冶金、建材、石油、化工、轻工、有色金属、农药等重点污染行业的污染物排放(控制)国家标准的制订和修订工作。
加强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的环境效益和技术经济分析，排放标准中污染物项目的设置、排放限值的确定要经过充分调研和科学测算，达标依托的技术路线应是成熟的，经济上是合理可行的。
行业性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的项目和限值不再按污染物排放去向确定，而是根据污染源设立的时间和相应的控制技术水平，分现有污染源和新建污染源，分时段确定。对现有污染源，要设置达到更高标准要求的过渡时限，体现排放标准的滚动特征，对新污染源从严要求，体现排放标准的先进性和预告性。
（四）增加环境保护标准制订过程的透明度
要鼓励更多的单位和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标准制订过程。根据各类环境保护标准特点，确定相应的标准制订和发布程序，增加环境标准制订过程的透明度。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订的承担单位一般采取公开征集和计划安排相结合的方式确定，鼓励和支持行业科研设计单位及有代表性和实力的企业参与标准起草工作。
环境保护标准制订过程中要充分听取各有关部门、研究机构、企业和专家的意见，标准草案要利用媒体等形式广泛征求意见。对国际贸易有影响的强制性环境保护标准或技术法规，在发布实施前通过规定的网站征求成员国的意见。
规范国家环境保护标准技术审议和行政审批程序，明确环境保护标准专家技术审议和政府部门行政审批的内容和重点。对重要的或争议较大的环境保护标准，要通过科学民主的决策程序保证标准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对环境保护标准的内容、文本格式等要建立必要的审核程序和质量保证体系，保证环境保护标准的质量。
（五）加大采用和转化国际标准的数量，加强对国际上产品环境标准的跟踪和研究
按照各类环境保护标准的特点和制订原则，加大采用和转化国际同类标准的数量，加快采用和转化的速度。国家环境监测方法标准应尽量采用国际标准或发达国家的标准。采用国际标准包括“等同采用”和“等效采用”两种方式。要组建全国环境监测方法标准技术委员会，建立起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空气质量技术委员会（TC146）、水质技术委员会(TC147)和土壤质量技术委员会(TC190)相对应的三个专业技术委员会，积极参与有关国际标准和合格评审程序制订等工作。
加强对国际上，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地区重要产品环境标准的跟踪和研究。根据我国相关产业的特点，会同有关部门合理设定我国同类产品的环境指标，推动产品技术升级，避免或减少由于非关税贸易壁垒造成的损失。
在制订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等强制性技术法规时，要注意借鉴发达国家同类标准，在充分考虑国情条件下，逐步提高我国污染物排放标准，推动行业、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预防境外污染向我国转移。
（六）切实加强地方环境保护标准工作
支持地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地方环境质量的特征和产业结构特点，依法开展地方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的研究起草工作。研究制定地方环境保护标准备案管理办法，清理地方环境保护标准，保证其权威性和实施效力。
地方环境保护部门要强化环境保护标准管理职能，在机构、人员和经费等方面提供必要条件。省级环境保护局（厅）要着重做好以下工作：一是组织地方环境保护标准的起草和备案；二是监督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标准在本辖区的实施，将标准执行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反馈给标准制定部门；三是对国家环境保护标准草案及时反馈意见；四是在本辖区开展环境标准的培训。
（七）加强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宣传和实施
改进现行的环境保护标准发行模式，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和网络，扩大标准的告知范围，及时正式出版标准文本，形成总局公告、新闻发布会、相关网站、新闻媒体、出版社出版等多种形式共存的标准信息发布体系。
改革现行的环境保护标准培训方式，建立国家、省和地市三级培训网络。国家负责培训省级有关环境管理和技术人员，省级环保部门负责对地、市级环境管理人员和大型企业相关人员的培训，地市级负责对县级环保部门和有关企业的培训，形成逐级培训的良好机制，国家为地方的培训工作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
加强对实施国家环境质量标准的指导。对污染超标流域和地区，地方政府应根据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污染物超标项目和超标程度，制定切实可行的环境质量达标计划，明确不同时期环境质量应达到的规划目标，并采取措施努力实现这一目标。在达标计划中，要求污染源全面达到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各地可根据污染源的特点，制定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对污染源提出更为严格的排放要求。
在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发布后，要提出标准实施方面的要求，在环境影响评价、排污申报登记、排污许可证、限期治理等各项环境管理措施中予以落实。
（八）加强环境保护标准工作的能力建设
强化环境保护标准专业技术队伍和工作经费投入，加强国家环境标准研究机构建设。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研究机构负责国内外环境保护技术法规和标准现状、实施情况及发展趋势的调研；承担重要的环境质量标准、综合性排放技术法规和标准的编制工作；负责环境保护标准规划、计划编制和立项的前期技术工作；负责环境保护技术法规和标准文本技术审查等相关事务；组织环境保护技术法规和标准的宣传和培训；开展环境保护标准的科研工作。国家环境监测部门负责环境监测的技术规范和方法标准制修订技术工作，为相关标准的研究制订提供技术支撑。国家将加大对环境保护标准工作经费的投入，地方环保部门应保证地方环境保护标准的工作经费。
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部门要加强对环境保护标准工作的领导，定期研究并解决标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推动环境保护工作的科学化、标准化管理。
二00三年十二月十日
应注重书面陈述的诉讼价值
冯春明
[内容提要] 我国司法活动因受传统司法观念的影响， 长期以来存在过分依赖笔录的问题，并形成了以“笔录为中心”的言词证据模式。由于笔录的制作主体是侦查人员而不是陈述人，因此，询问、讯问笔录中难以剔除“人为的”瑕疵，易导致司法的偏差，甚至导致公权对私权的侵犯。随着现代司法理念的逐步确立，书面陈述在诉讼活动中的价值，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所谓书面陈述，是指被害人、证人、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就其所知的案件事实，以书面形式所作的陈述，是相对于询问、讯问笔录而言的言词证据。由于书面陈述系陈述人亲笔所写，其较询问、讯问笔录更能体现陈述人的意志。
所谓书面陈述，是指被害人、证人、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就其所知的案件事实，以书面形式所作的陈述，是相对于询问、讯问笔录而言的言词证据。
随着现代司法理念的逐步确立，书面陈述在诉讼活动中的价值，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同时，无论是法学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界，均程度不同地对以侦查人员为主体制作的“笔录”的证明能力和证明力提出质疑。询问、讯问笔录被认为“其所证明的并不是案件事实，而是某被害人、证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曾经作过的关于案件事实的陈述。”有学者甚至认为：“询问笔录不能直接证明某证人看到了什么，只能证明该证人曾经说过他看到了什么；讯问笔录也不能直接证明某被告人干了什么，只能证明他曾经说过他干了什么。在证明具体案件事实的问题上，笔录应该属于传闻证据。”诚然，笔录是否属于传闻证据有待商榷，但书面陈述较询问、讯问笔录更能体现陈述人的意志是不容置疑的。
我国司法活动因受传统司法观念的影响， 长期以来存在过分依赖笔录的问题，并形成了以“笔录为中心”的言词证据模式。由于笔录的制作主体是侦查人员而不是陈述人，因此，询问、讯问笔录中难以剔除“人为的”瑕疵，易导致司法的偏差，甚至导致公权对私权的侵犯。如侦查人员在制作询问、讯问笔录过程中，被询问的被害人、证人和被讯问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很容易处在单纯回答问题的被动地位，这种一问一答式的笔录，不一定就是陈述人的自主行为，笔录的制作及其内容，也难以或者不完全以陈述人的意志为转移。尽管有陈述人在笔录上的签字认可，但也不排除笔录内容违背或有所违背陈述人意愿的可能性。庭审过程中，一旦证人翻证或被告人翻供，如果其他证据欠缺，法庭就只得以传唤制作笔录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形式进行补救，以证明该笔录的真实性。但侦查人员的证言，在当庭翻证的被害人、证人面前，或者在当庭翻供的被告人面前，往往显得苍白无力。如刘某强奸一案，被告人刘某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供述了某晚在河边使用暴力手段，将一女青年强行奸污并致伤的犯罪事实。但开庭时被告人翻供，辩称在侦查阶段的供述是侦查人员对其刑讯逼供的结果，同时被害人亦翻证。由于证据发生变化，该案延期审理。二审过程中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证明没有刑讯逼供的行为，但本案由于难以判断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及侦查人员证言的真实性，法庭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对刘某作无罪判决。
诚然，询问被害人、证人和讯问犯罪嫌疑人，是侦查人员用以发现、查明犯罪事实的重要手段，具有不可替代性；询问、讯问笔录也是公诉人指控犯罪的重要的法定证据之一。但过分依赖笔录已明显与现代司法理念相悖，而且由于笔录不是证明主体亲笔所写，容易为诉讼过程中可能的“翻供”、“翻证”留有缝隙、埋下伏笔。庭审中一旦出现上述情况，往往使司法人员陷入“二律背反”的尴尬境地。
目前，被害人、证人出庭作证难，被告人时有翻供，证人时有翻证的现象，已严重困扰着司法实务界。有人认为“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完全可以固定证据，并且能够有效的解决被告人翻供、证人翻证的问题”。但笔者认为：尽管现代科学技术可为固定证据和应对“翻供”、“翻证”提供技术支持，但录音、录像等科技手段的利用毕竟受科技设备、技术条件和环境条件的制约，而且近期不可能普遍应用；况且，音像资料掌握在人的手中，在制作上与笔录制作一样也会受到人为因素的支配和影响，其证明作用也有其局限性。另外被告人翻供、证人翻证的原因，并不单纯是证据的固定问题；证据的内容和形式是否出自陈述人的意愿，也是其中的因素之一。笔者认为：司法活动中，司法人员除应运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和手段依法搜集、固定与案件相关的证据外，鉴于书面陈述与笔录的制作主体不同，陈述对象、陈述方式不同，证明角度和证明形式不同，应重视书面陈述的采集和运用。实践中欲取得好的法律效果，可采用“书面陈述加笔录”即“1+1”的模式进行。这种以书面陈述为主，以询问、讯问笔录为辅的取证方式，可使言词证据更具合法性和客观真实性。
书面陈述是陈述人亲笔书写的与案件有关的事实；询问、讯问笔录则是在陈述人书写陈述后，侦查人员为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对被害人、证人或犯罪嫌疑人进行询问或讯问的记录。书面陈述较询问、讯问笔录更能体现陈述人的意志；笔录则更多的体现了侦查人员查明案件实事的司法需要。
“1+1”言词证据模式，使建立在书面陈述基础之上的询问、讯问笔录与书面陈述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相互印证。“1+1”言词证据证明方式，较“以笔录为主”的言词证据证明模式，能更好的使被害人、证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客观、全面、真实的表达自己的意愿。即便陈述人因书写能力的原因委托他人代笔，但只要其代表的是陈述人的真实愿意，其与陈述人亲笔书写的书面陈述应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法庭上，公诉人依法出示的被害人、证人的书面陈述，由于系陈述人亲笔所写，可直面法官和所有的诉讼参入人，在被害人、证人直接出庭作证难的情况下，其在某种程度上可更接近于被害人、证人直接出庭作证的法律效果；公诉人在法庭上依法出示的被告人在侦查、诉讼阶段亲笔书写的供述，也可使被告人在庭审翻供时难以自圆其说。“1+1”言词证据证明方式的运用，无论从证据的证明能力角度还是从证据的证明力的角度来讲，它使已有的言词证据明显地得到强化，并使言词证据变的更加稳定、可靠。
近年来，检察机关采取由犯罪嫌疑人亲笔书写供述的方法，在侦查、起诉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中取得了很好的诉讼效果。该方法对主要依靠言词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案件显得尤为重要。如王某收受贿赂案，在侦查人员制作讯问笔录前，王某亲笔书写了其利用职权收受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犯罪事实。但庭审时王某翻供，并辩称原书写供述系本人为“争取好的态度”而作的虚假供述，至于其供述事实与行贿人证言基本一致，则属偶然的巧合。但法庭依据被告人亲笔书写的供述和行贿人的证言及其他相关证据，认为被告人的辩解不能成立，依法对被告人王某做有罪判决。本案中尽管书面陈述并不是定案的唯一依据，但毫无疑问，被告人亲笔书写的书面供述，在庭审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侦查活动中，侦查人员对被害人、证人、犯罪嫌疑人，一般应要求其亲笔书写陈述、证言、供述或辩解，对无书写能力的人可由其委托他人代笔。之后，侦查人再有针对性地对被害人、证人、犯罪嫌疑人进行询问和讯问，并制作笔录。
陈述人书写书面陈述时，往往受认识能力、法律知识等因素的制约，其所书写的陈述并不一定能够反映与案件有关的事实。侦查人员在要求被害人、证人或犯罪嫌疑人书写陈述时，应让其具体、如实的写明与案件有关的事实，并注明书写的时间和地点，以增强书面陈述的证明能力和证明力。同时，侦查人员，应制作获取书面陈述的笔录，以证明“书面陈述”的证据来源。
司法活动中，就言词证据的司法运用而言，“1+1”言词证据模式，可成为逐步改变“以笔录为中心”的言词证据模式的重要步骤之一。当前，正处在传统司法与现代司法的转捩点上的司法工作者，应树立以人为本的现代司法理念，站在维护公平正义的司法高度，尊重陈述人的意愿，把“1+1”言词证据模式有选择的应用于司法实践，以期达到诉讼价值目标的最终实现。
*原刊于临沂市人民检察院2004年《检察业务研究》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