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实施方案》、《国家园林城市标准》的通知
建设部办公厅
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实施方案》、《国家园林城市标准》的通知
建设部办公厅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委（建设厅），直辖市园林局，计划单列市建委、深圳市城
管办：
为做好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工作，进一步规范国家园林城市的申报、考核及有关管理工作，我部制订了《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实施方案》、《国家园林城市标准》，现印发给你们。请各地结合实际情况，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一：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实施方案
为加快我国城市园林绿化建设步伐，提高城市建设管理水平，使创建国家园林城市活动更加规范化、标准化和制度化，特制定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五大精神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城市可持续发展、城市建设及城市绿化工作的方针政策，以提高城市生态环境质量为目标，调动全社会力量参与城市园林绿化建设，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实施城市可持续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
不断提高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二、开展范围
全国设市城市人民政府均可申报国家园林城市。直辖市人民政府可申报国家园林城区。
三、申报条件
园林城市要建立申报制，凡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的城市方可申报国家园林城市。
1．城市人民政府已提出创建国家园林城市计划，并实施3年以上的；
2．城市人民政府对照建设部《国家园林城市标准》组织自检，认为达到国家园林城市标准的；
3．已开展省级园林城市创建活动的，需获得省级园林城市称号。
四、申报程序
国家园林城市的评选每两年开展一次，申报时间为评选年的五月份前，命名时间为十月份以后。
1．由申报城市人民政府向建设部提出申请，并抄报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2．由所在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申报城市组织资格评定，根据评定结果，向建设部提出意见。
五、申报材料
1．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创建国家园林城市情况的汇报；
2．所在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评审意见；
3．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城市概况、城市建设、城市环境状况等有关情况的说明；
4．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文本、批准文件及实施情况的说明；
5．城市园林绿化情况的说明（城市公园建设、绿地建设与养护管理、大环境绿化建设、城市全民义务植树情况、古树名木保护管理、苗圃建设、法制建设和行业管理情况、科研成果、机构设置与队伍建设、投融资情况、居住区绿化、创建园林式单位等群众性绿化活动开展情况及创建
工作的有关资料等）。
六、考核办法
建设部接到申请后，对申报城市统一组织城市绿化航空遥感测试，根据航空遥感测试结果、环境质量指标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情况进行初审，初审合格的城市，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进行实地考核。
七、命名表彰
经考核符合标准的城市（城区），由建设部命名为“国家园林城市”或“国家园林城区”，颁发奖牌和证书。
八、复查管理
对已命名为“国家园林城市（城区）”实行复查制，每五年复查一次，复查合格的，保留“国家园林城市（城区）”称号，对复查验收不合格的，给予警告，限期整改，整改不合格的，撤消“国家园林城市（城区）”称号。
九、工作要求
创建园林城市（城区）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是符合当前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形势需要地，造福子孙后代的民心工程，各城市要本着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精神，搞好创建园林城市活动，加强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城市环境，促进城市可持
续发展。
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建设优美舒适的园林城市，是全社会性的共同责任，需要全民动员、全社会参与。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要避免搞“花架子”，搞形式主义，搞突击、一阵风，要做到认识上真正统一，领导上真正重视，措施上真正一位，工作上真正务实，使创建园林
城市活动扎扎实实、富有成效。
创建园林城市（城区），要注重科学规划，加强管理。是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讲求实效。要防止虚报、瞒报、弄虚作假等现象的发生，要量力而行，把好事办好，让百姓满意，让市民高兴。
附件二：国家园林城市标准
一、组织管理（10分）
1．认真执行国务院《城市绿化条例》；
2．市政府领导重视城市绿化美化工作，创建活动动员有力，组织保障、政策资金落实；
3．创建工作指导思想明确，实施措施有力；
4．结合城市园林绿化工作实际，创造出丰富经验，对全国有示范、推动作用；
5．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的机构完善，职能明确，行业管理到位；
6．管理法规和制度健全、配套；
7．执法管理落实、有效，无非法侵占绿地、破坏绿化成果的严重事件；
8．园林绿化科研队伍和资金落实，科研成效显著。
二、规划设计（10分）
1．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编制完成，获批准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严格实施规划，取得良好的生态、环境效益；
2．城市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单位附属绿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风景林地及道路绿化布局合理、功能健全，形成有机的完善系统；
3．编制完成城市规划区范围内植物物种多样性保护规划；
4．认真执行《公园设计规范》，城市园林的设计、建设、养护管理达到先进水平，景观效果好。
三、景观保护（8分）
1．突出城市文化和民族特色，保护历史文化措施有力，效果明显，文物古迹及其所处环境得到保护；
2．城市布局合理，建筑和谐，容貌美观；
3．城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法规健全，古树名木保护建档立卡，责任落实，措施有力；
4．户外广告管理规范，制度健全完善，效果明显。
四、绿化建设（30分）
（一）指标管理
1．城市园林绿化工作成果达到全国先进水平，各项园林绿化指标最近五年逐年增长；
2．经遥感技术鉴定核实，城市绿化覆盖率、建成区绿地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指标，达到基本指标；
3．各城区间的绿化指标差距逐年缩小，城市绿化覆盖率、绿地率相差在5个百分点、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差距在2平方米内。
（二）道路绿化
1．城市街道绿化按道路长度普及率、达标率分别在95％和80％以上；
2．市区干道绿化带面积不少于道路总用地面积的25％；
3．全市形成林荫路系统，道路绿化、美化具有本地区特点。江、河、湖、海等水体沿岸绿化良好，具有特色，形成城市特有的风光带。
（三）居住区绿化
1．新建居住小区绿化面积占总用地面积的30％以上，辟有休息活动园地，改造旧居住绿化面积也不少于总用地面积的25％；
2．全市园林式居住区占60％以上；
3．居住区园林绿化养护管理资金落实，措施得当，绿化种植维护落实，设施保护完整。
（四）单位绿化
1．市内各单位重视庭院绿化美化。开展“园林式单位”评选活动，标准科学合理，制度严格，成效显著；
2．达标单位占70％以上，先进单位占20％以上；
3．各单位和居民个人积极开展庭院、阳台、屋顶、墙面，室内线化及认养绿地等绿化美化活动，取得良好的效果。
（五）苗圃建设
1．全市生产绿地总面积占城市建成区面积的2％以上；
2．城市各项绿化美化工程所用苗木自给率达80％以上，并且规格、质量符合城市绿化栽植工程需要；
3、园林植物引种、育种工作成绩显著，培育出一批适应当地条件的具有特性、抗性优良品种。
（六）城市全民义务植树
城市全民义务植树每年完成，植树成活率和保存率均不低于85％，尽责率在80％以上。
（七）立体绿化
垂直绿化普遍开展，积极推广屋顶绿化，景观效果好。
五、园林建设（12分）
1．城市建设精品多，标志性设施有特色，水平高；
2．城市公园绿地布局合理，分布均匀，设施齐全，维护良好，特色鲜明；
3．公园设计突出植物景观，绿化面积应占陆地总面积为的70％以上，绿化种植植物群落富有特色，维护管理良好；
4．推行按绿地生物量考核绿地质量，园林绿化水平不断提高，绿地维护管理良好；
5．城市广场建设要突出以植物造景为主，植物本配置要乔灌草相结合，建筑小品、城市雕塑要突出城市特色，与周围环境协调美观，充分展示城市历史文化风貌。
六、生态建设（15分）
1．城市大环境绿化扎实开展，效果明显，形成城乡一体的优良环境，形成城市独有的独特自然、文化风貌；
2．按照城市卫生、安全、防灾、环保等要求建设防护绿地，维护管理措施落实，城市热岛效应缓解，环境效益良好；
3．城市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扎实开展，效果明显；
4．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60％以上；
5．污水处理率35％以上；
6．城市大气污染指数达到二级标准，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达到三类以上；
7．城市规划区内的河、湖、渠全面整治改造，形成城市园林景观，效果显著；
七、市政建设（15分）
1．燃气普及率80％以上；
2．万人拥有公共交运车辆达10辆（标台）以上；
3．实施城市亮化工程，效果明显，城市主次干道灯光亮灯率97％以上；
4．人均拥有道路面积9平方米以上；
5．用水普及率98％以上；
6．水质综合合格率100％。
八、特别条款
1．经遥感技术签定核实，达不到基本指标，不予验收；
2．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未编制，或未按规定获批准纳入城市总体规划的，暂缓验收；
3．连续发生重大破坏绿化成果的行为，暂缓验收；
4．城市园林绿化单项工作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的，加1分；
5．城市绿化覆盖率、建成区绿地率每高出2个百分点或人均公共绿地面积每高于1平方米、加1分；最高加5分；
6．城市园林绿化基本指标最近五年逐年增加低于0．5％或0．5平方米，倒扣1分；
7．城市生产绿地总面积低于城市建成区面积的1．5％的，倒扣1分；
8．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的机构不完善，行业管理职能不到位以及管理体制未理顺的，倒扣2分；
9．有严重破坏绿化成果的行为，视情况倒扣分。
园林城市基本指标表
－－－－－－－－－－－－－－－－－－－－－－－－－
｜ ｜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
｜－－－－－－－－－－｜－－－｜－－－－｜－－－｜
｜人均｜秦岭淮撕河以南｜6．5｜ 7 ｜ 8 ｜
｜公共｜－－－－－－－｜－－－｜－－－－｜－－－｜
｜绿地｜秦岭淮撕河以北｜ 6 ｜ 6．5｜7．5｜
｜－－｜－－－－－－－｜－－－｜－－－－｜－－－｜
｜绿地｜秦岭淮撕河以南｜ 30｜ 32 ｜ 34｜
｜ ｜－－－－－－－｜－－－｜－－－－｜－－－｜
｜率％｜秦岭淮撕河以北｜ 28｜ 30 ｜ 32｜
｜－－｜－－－－－－－｜－－－｜－－－－｜－－－｜
｜绿化｜秦岭淮撕河以南｜ 35｜ 37 ｜ 39｜
｜覆盖｜－－－－－－－｜－－－｜－－－－｜－－－｜
｜率％｜秦岭淮撕河以北｜ 33｜ 35 ｜ 37｜
－－－－－－－－－－－－－－－－－－－－－－－－－
直辖市园林城区验收
基本指标按中等城市执行。以下项目不列入验收范围：
1．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编制完成，获批准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规划得到实施和严格管理，取得良好的生态、环境效益；
2．城市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单位附属绿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风景林地及道路绿化布局合理、功能健全，形成有机的完整的系统；
3．编制完成城市规划区范围内植物物种多样性规划；
4．城市大环境绿化扎实开展，效果明显，形成城乡一体的优良环境，形成城市独有的独特自然、文化风貌；
5．按照城市卫生、安全、防灾、环保等要求建设防护绿地，维护管理措施落实，城市热岛效应缓解，环境效益良好。
2000年5月11日
法律移植、公共领域与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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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世功
导言
一、问题的提出
清末的修律运动标志着中国本土的法律制度作为一个自足的法律体系已告终结，从此中国开始大规模地、整体性地移植西方的法律制度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法律教育，中国的法律制度也被纳入到依西方中心论而建立起来的世界法律体系之中。1这一法律移植运动除了由于战争、革命等因素导致的短暂中断之外，一直延续到今天。如果说晚清法律移植是西方世界殖民政策下“制度霸权”的产物，那么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法制建设无疑是积极主动、自觉自愿地吸收、借鉴西方法律制度的结果。2在短短的十几年间，中国大陆已建立起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采取了大规模的法律教育，培养了大批的法律技术人才，并配之以声势浩大的法制宣传。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我国的基本治国方针。3尽管如此，“70年代末开始的建设和完善法制的运动到了80年代中期面临着一个危机：虽然立法已相当快的速度覆盖了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然而法律的实施情况却相当不如人意。……承诺与现实距离的逾法拉大，对法律和法治的期望逐渐化为失望。”4因为我国目前还并没有进入人们所期盼的法治社会，“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以言代法”的现象随处可见，党的政策、行政命令和传统的伦理、习惯往往取代法律而成为维系社会生活的主要规范。一句话，总体上移植而来的法律制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仅仅停留在法典层面上，是“书本上的法”，还没有成为浸透到社会生活中的“活法”(livinglaw)，5移植而来的法律仅仅是一种“正式制度”，缺乏一种深厚的、源于本土文化的“非正式制度”作为其支撑。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探索法律现代化的中国法学家，早在三十年代，著名法学家吴经熊就面临同样的问题：“缺乏强有力的道德根基，被移植的制度与观念无从获得本地沃土和持续成长的养份，不管移植者技巧如何娴熟高妙，这样的法律都是不可能有效生长的------只有法律之树根植于价值观念能指明方向的沃土时，才有可能为后代结出希望之果。”6这种由法律移植而导致的“制度断裂”(institutionaldisjunction)不仅引起了诸多的法律、社会问题，更主要的是它向我们的智力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它不仅要求我们对这种“制度断裂”给出合理的解释，而且要求我们去探寻弥合这种“制度断裂”的契机和可能的路径。
二、对已有解释范式的反思
就目前大陆学术界而言，对上述“制度断裂”的解释大体上采用三种理论范式。一种是“文化论范式”，这种范式将移植而来的法律看作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因此它与本土文化传统的紧张可以看作是中西文化之间的紧张，正是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导致了“制度断裂”。依照这种范式，要弥合这种“制度断裂”就要引进西方法律制度所要求的价值，以此改造本土的“非正式制度”，实现其与国家正式法律制度的契合。7然而“文化论范式”本身陷入二难困境中，一方面它要抛弃或改造本土的文化以适应西方化法律的要求，另一方面文化相对主义却从根本上拒绝并排斥这种改造。正因为如此，这种范式就和第二种范式即“现代化范式”结合在一起。因为现代化虽不等于西化，但现代性所需要的结构框架和参照模式无疑是由西方所提供的。依据现代化范式，从西方移植而来的法律代表了以平等和契约为核心原则的工商社会，而本土文化则代表了以等级和身份为核心原则的传统农业社会，其结果自然是在社会发展观或进步观的支持下，利用移植而来的法律对本土那点可怜的落后传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而后堂堂正正地步入现代化之列。8当然在这种范式下持文化相对论者亦可以追求本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9以适应现代化的要求。然而现代化范式的困难在于无法在本土的传统与西方化的现代性之间找到二者相互支持的连结点，因而可能误“把西方迈入现代社会后所抽象概括出来的种种现代性因素倒果为因地视做中国推进现代性的条件”。10这种把西方背景上产生的“传统与现代”两分观及“传统必然向现代”的进化观作为普适的逻辑来阐释具体的中国历史的做法日益受到了学人的批评和反思”。11
当然，我们除了对这两种范式本身所要求的条件进行深入的反思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求理论范式本身要具备解释相关问题的贴切性和解释力。就晚清法律移植以来所形成的“制度断裂”而言，文化论范式将此解释为中、西文化之间的断裂，而现代代化范式将此解释为现代与传统的断裂。如果我们将这些解释范式置于特定背景之中的话，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这两种范式对中国学者产生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因为要求作出解释的“问题”(即制度断裂)源于两种不同的且皆具有悠久历史和广泛影响力的人类文化的“际遇”(encounter)，而这种际遇又发生在全球迈向现代化的时代里，它影响了“中国的世界”向“世界的中国”的演进进程。12正是这种文化际遇和历史际遇对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自信心具有特殊的意义，它很容易使我们夸大这种特殊性，将中国文化看作是与西方文化相对应的统一整体。但是只要我们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这种整体的文化观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因为晚清以来对西方文化的抵制并不是来自作为本土文化传承者的士大夫或知识分子阶层，而是来自民间社会(义和团运动就是最好的证明)。由此我们发现中国文化本身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传统，人类学家Redfield将此划分为“大传统”(greattradition)与“小传统”(littletradition)，前者指社会精英及其所掌握的文字所记载的文化传统，后者指乡村社区生活所代表的文化传统。13当“大传统”在社会精英的推动下，通过“话语”(discourse)带动“实践”(practice)而进行“偶象的全盘破坏”，14最终实现了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西方化或现代化改造，并且通过国家的强制力来推行这种“新的大传统”时，原有的“小传统”仍然保持自己的集体性而对“新的大传统”采取规避或对抗。如果从这个角度再来看所谓的“制度断裂”的话，那么它就不再是笼统的中西文化的断裂，也不是传统与现代的断裂，而是西方移植而来的大传统与传统文化中的小传统的断裂，是国家推行的正式制度与社会中生成的非正式制度的断裂，这种制度断裂意味着国家在社会中陷入了合法性危机。因此，弥合这种制度断裂的可能途径不仅是文化比较或现代化推进，更主要的是重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重建国家在社会中的合法性，由此沟通大传统与小传统，重建一种新的文化传统。
当然，本文的目的不在于指出一条弥合制度断裂、重建文化传统的光明大道，而仅仅是对这种制度断裂进行一番重新的历史解释，不仅想搞明白“是什么”，还试着追问“为什么”。正是对“为什么”的追问，使我们看到历史演进与社会变迁中社会行动者的作用(而这往往是文化论范式和现代化范式所忽略的)。在本文中我力图将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社会行动者联系起来。通过再现从中华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1840—1981)社会行动者在公共领域中的沟通与交涉，来说明社会历史结构与社会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社会历史结构通过制度和知识资源制约着社会行动者，而社会行动者在公共领域中的话动本身生产着社会历史结构。
三、文章的结构安排
本文共分七个部分。在导言中我将晚清法律移植以来所形成的法制困境概括为国家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制度断裂”。基于对已有的“文化论范式”和“现代化范式”范式的反思，本文试图将这一问题置于国家与社会理论架构之下，将此看作是西方移植而来的大传统与本土文化中的小传统之间的断裂，是国家推行的正式制度与市民社会中生成的非正式制度之间的断裂，这种断裂意味着国家在社会中陷入合法性危机。因此，本文力图透过沟通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公共领域”，再现从中华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1840—1981年)历史结构与社会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由此对制度断裂的原因作历史的阐释。
第一章讨论了本文所采用的国家与市民社会架构下的合法性理论，源于对合法性的伦理学或政治学解释和合法性的社会学解释的批判和综合。为了避免以西方理论来简单地寻找中国的对应物，本文对所采用的概念如“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等进行了必要的“概念治疗”。由此，合法性是通过国家与社会、大传统与小传统在公共领域中的沟通和交涉而确立起来的。正式依赖上述合法性理论，第二章探讨了在中国历史上由于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合法化方式(意识形态的合法化和法律制度的合法化)的不同组合，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合法化模式——“儒家模式”和“法家模式”。中华帝国主要采用以意识形态的合法化为主、国家对社会组织施以文化上的控制并保留其一定程度上的自治这样一种“儒家模式”。这种合法化模式有赖于一个稳定的、同质的绅士阶层控制公共领域的沟通与交涉，从而平衡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自动修复它可能面临的危机。晚清以来绅士的分裂和其它社会各阶层的兴起，使得公共领域发生了结构性转变，不仅参与公共领域的社会行动者多元化了，而且他们由帝国的拥护者变为潜在的叛逆者，由此导致晚清面临的危机不再是传统的王朝更迭而是整个合法化模式的崩溃。第三章探讨晚清以来的合法性重建是如何由社会行动者在公共领域中平衡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完成的。由于西方的压力，使得国家主义成为公共领域中意识形态上的共识，同时西学的传播，使得晚清知识分子有可能将国家由传统的帝国改造为现代的民族国家，从而将宪政、民权、法治等作为民族国家合法性的理论依据，而过分强大的国家主义又使得人们对宪法、民权、法治等作了工具主义的解释。正是这种特定“历史情境”的要求与知识资源供给之间的均衡，意识形态的合法化重建才呈现出上述特征来。同样，法律制度的合法性重建也是由公共领域中的社会行动者通过交涉而完成的。法律移植是社会行动者在公共领中交涉的结果，当然这种新的制度安排也取决于社会行动者本身所具备的知识资源。第四章探讨在国家层面上完成的合法性重建之后，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乡村社会中确立合法性，这一问题与现代化纠缠在一起就成为如何将国家政权伸入村庄，既控制其资源以实现现代化又完成社会动员以实现合法性。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在乡村公共领域中培植乡村精英作为自己的代理人，并且找到其实现社会动员的新机制——“权力的组织网络”。共产党通过阶级斗争而实现了管理乡村且获得其忠诚的双重目标，相反国民党的失败则在于未能找到结合二者的巧妙机制。在乡村政权建设中，国家法与民间习惯法相遇了。二者是一种相互妥协和合作的关系，们之间有一条模糊的界线，这条界线的划定取决于国家法与习惯法交涉中国家法的理性计算。国家法向习惯法的妥协有利于其迅速确立合法性，同时形成了一种新的以调节为核心的法律传统，法律的职业化也因此受阻了。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困境与这种法律传统不无关系。第五章探讨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法律的关系。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司法实践中（如镇反运动）所暴露出的问题就是法律如何有效地实现党的政策和方针的问题。由此导致一场司法改革运动，通过对司法人员的改造使得一心一意服从党的政策和指示成为司法人员在司法实践中的一种自我技术。正是在这种这种自我技术的配合下，我们党有效地实现了对社会和公共领域的有效控制，建立起一个以实现工业化为主导目标的全权主义的国家。为了维持这种全权主义的局面，整个社会成为一个惩罚性的社会，惩罚的弥散性导致了社会的危机。正是出于者这种危机的克服，70年代末兴起的惩罚理性最终通过公开审理林、江集团掀起了法制的开端。在结论中，我简单地陈述这种法律社会史书写时如何将社会理论与历史叙述结合起来，在这过程中是如何通过关注社会行动者和社会结构的互动，来打破任何理论上可能的二元对立，从而展现历史的丰富可能性。这样一种态度如果对中国法理学的建设有意义的话，可能就在于使我们反思西方法律中心主义的神话，回到体察本土的实际问题上来。
注释
1 *本文是在我的硕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除了根据需要加写了第五章外，第四章在材料上也作了一些增补，“导言”部分增加了一些注释。其它地方除了文字上进行修改以外，内容上几乎保持了原样，虽然现在看来从理论框架到材料的使用都很薄弱，但是之所以尽可能保持原样除了暂时没有精力重写之外，更主要的是想说明我自己的思考曾经是如此幼稚，我希望这仅仅是思考的开始，而不是思考的结论。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第二章和第三章曾经删节为“民族国家、宪政与法律移植”一文发表于《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6期）。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益于与朱苏力、梁治平、贺卫方、赵晓力、郑戈等师友的讨论，在此谨向他们表示感谢。
1一般而言，比较法学者将传统中国的法律制度归为中华法系或远东法系，而将现代中国的法律制度归为社会主义法系。参见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勒内·罗迪埃：《比较法导论》，徐百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无论如何划分，这种对法系的划分标准实际上是从西方的法律概念出发，“然后又被投射到其他历史与社会背境中是或象是或者可以被当作法律的东西。”对这种西方法律中心主义及其背后的“认知控制”的批评，参见根特·弗兰肯伯格：“批判性比较：重新思考比较法”，贺卫方等译，见梁治平编：《法律的文化解释》，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
21998年12月16日，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指出：“为了加快立法的步伐，外国、香港一些有关商品经济发展的成熟法律，我们也可以移植和借鉴，不必事事从头搞起。”（《人民日报》）前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指出“制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的法律，对我们是个新课题，制定法律和法规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也要广泛地研究借鉴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立法经验，吸收对中国有用的东西------凡是国外立法中比较好的又适合我们目前情况的东西,我们都应当大胆吸收------有些适合我们的法律条文，可以直接移植，在实践中充实、完善。”（《人民日报》）
3在1996年为中共中央举办的“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法制讲座上，江泽民发表了《依法治国，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讲话，江泽民同志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和政府管理国家事务的重要方针。实行和坚持依法治国，就是使国家各项工作逐步走向法制化和规范化；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参与管理国家，管理经济文化事务；就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制化、法律化。”作为一种治国方略，“依法治国”已为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所肯定，成为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集体意志的体现。“依法治国”不仅是治国方式的转变，而且标志着国家制度的根本性改变，它将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法制国家。
4贺卫方，“比较法律文化的方法论问题”，载沈宗灵、王晨光（编）：《比较法学的新动向——国际比较法学会议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5法律社会学家埃利希（Ehrlich）认为，所谓国家制定的法律都是法条，这些法条不过是法的一种相对较晚出现的变体，大量的法直接产生于社会。他们是人们直接遵守的规范。参见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6安守廉，沈远远（1998）：“‘法律是我的明神’：吴经熊及法律与信仰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季美君译，《湘江法律评论》，第二卷，湖南人民出版社，页201-215。
7八十年代大陆兴起的比较文化热潮中，多数论者皆持这样的观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在学界反响比较大的文献，参见梁治平等：《新波斯人信札》，贵州人们出版社，1988年。
8九十年代法学界提出的法律“权利本位说”、“国家变法论”、“国际接轨论”和“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论”等皆可看作现代化范式的产物。实际上，这些问题由于其内在理论逻辑的一致性而使其往往交织在一起。相关文献参见：公丕祥：“国际化与本土化：法治现代化的时代挑战”，《法学研究》，1997年，第1期，页87-100。李双远等：“中国法律观念的现代化”，《法学研究》，1996年，第5期，页45-64。肖冰：“市场经济与法的国际化”，《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5年，春季卷。张文显：“市场经济与现代法的精神论略”，《中国法学》，1994年，第6期，页5-12。陈弘毅：“西方人文思想与现代法的精神”，《中国法学》，1995年，第6期。亦见《法学研究》杂志在1992年11月16日召开“市场经济与法制现代化”的专题讨论会；《中国法学》杂志从1993年3月到1994年6月开辟了“市场经济与法制建设”的讨论专栏，从1996年的第2期到第6期设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讨论专栏。
9“创造性转化”是由林毓生最先提出并加以系统阐述的。参见：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林毓生：“‘创造性转化’的再思与再认识”，见刘军宁、王焱、贺卫方（编）：《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第230—257页。
10邓正来：“中国发展研究的检视——兼论中国市民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总第8期，1994年8月，第51页。
11细致的分析与批评，见邓正来，前注10引文，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论社会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