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辩诉交易”在贪污贿赂犯罪侦查中的应用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 武彬
邮编100026 电子信箱：wu--_binvip@yahoo.com.cn
前言：
辩诉交易是在英美法系国家颇为流行的一种制度，又称辨诉谈判（Plea Negotiation），辨诉协议（Plea Bargaining）（Plea Agreement），是指检察官与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经过谈判和讨价还价来达成由被告人认罪换取不起诉或者较轻刑罚的协议。辩诉交易的方式主要有罪名交易、罪数交易和刑罚交易三种。对检察官来说，选择“辩诉交易”的理由主要有二：其一是为了在对其他更严重罪犯的起诉中获得该交易对象的证言或其他合作；其二是为了在有罪证据不够充分的情况下避免在法庭上败诉的风险。
在我国当前的贪污贿赂犯罪侦查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取证难。由于现阶段的贪污贿赂犯罪越来越呈现出隐蔽化、高科技化的趋势，且犯罪分子的反侦查能力越来越强，侦查人员获取犯罪证据困难重重。这使得侦查人员将目光投向了英美法系一种很有实用价值的诉讼制度：辩诉交易。但是，如果采用“拿来主义”，将闪现着功利主义色彩的辩诉交易制度照搬到我国的贪污贿赂犯罪侦查中来，很有可能会“水土不服”，导致移植失败。如何将辩诉交易本土化，削弱其负面影响，使之为贪污贿赂犯罪侦查活动服务，就成了移植的关键所在。在本文中，笔者仅就移植的必要性、与审查起诉阶段辩诉交易的区别、适用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及几点设想略作陈述，以期能够引起有关人士的关注。
一、在贪污贿赂犯罪侦查中引进辩诉交易之必要性
1、有助于严厉打击贪污贿赂犯罪。辩诉交易从表面上看，减轻了对一些犯罪分子的处罚（如共犯、行贿人等），似乎有放纵犯罪之嫌；但若无这些知情人的配合，侦查人员侦破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更是难上加难。将“减轻知情人的处罚”与“无法侦破重大案件”这二者的危害性两相权衡，显然前者，也就是辩诉交易更有助于打击贪污贿赂犯罪。
2、有助于取得案件关键证据，推动案件的侦查进程，避免因证据不足导致的失败风险。现在的贪污贿赂犯罪越来越隐蔽，犯罪分子的心里防线也越筑越厚，如果没有知情人从中协助，很难打开案件“突破口”。问题是知情人多半也是参与者，如果不能打消知情人“举报别人就是害了自己”的顾虑，很少有人愿意站出来协助。在证据要求日益严格的今天，证据的缺乏足以导致整个案件的流产，令侦查人员为之扼腕叹息。
3、有利于发现事实真相，符合“实事求是”的立法本意。在辩诉交易相对人①的积极配合下，侦查人员能够更好地发现犯罪，进一步深挖案件真相，尽可能“还事实以本来面目”。在这一点上贪污贿赂犯罪与普通的刑事犯罪不同。在普通刑事案件中无罪之人为了免受牢狱之灾，可能会违心认罪换取缓刑；但在贪污贿赂犯罪中，由于案件主体的特殊性，证据的复杂性，损失的客观性及牵涉人员的广泛性等种种因素，将“无罪之人认罪”这种几率降至最低，弱化了辩诉交易在这方面的缺憾。
4、有利于更好的保护国有资产。贪污贿赂犯罪侵害的利益均为国家利益。侦查人员侦破的案件越多，越能挽回国家损失。辩诉交易的实施会有力的促进一批大案要案的侦破，有利于保护国有资产不被侵吞、流失。
5、辩诉交易的实施可以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通过辩诉交易，侦查人员缩短了办案时间，提高了线索成型率②，大批有影响有震动的大案要案成功侦破，提高了检察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震慑了蠢蠢欲动的“边缘人”，促进了群众举报犯罪的积极性，推动社会的良性循环。
二、贪污贿赂案件的侦查阶段与起诉阶段虽然同属于刑事诉讼法范畴，但这两阶段的辩诉交易有很多不同之处。
1、二者的适用目的不尽相同。在起诉阶段适用辩诉交易③，重点是要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成本，侧重于程序方面；而侦查阶段的辩诉交易，主要是为了寻找能够定罪的证据或线索，侧重于实体方面的认定。
2、二者适用对象不完全一样。起诉阶段的辩诉交易相对人主要是犯罪嫌疑人；而贪污贿赂犯罪侦查的辩诉交易相对人多是未被立案侦查的人。如行贿方转作污点证人；知情人接受侦查人员“对其其他问题不予追究、曝光”的协议，提供指控犯罪嫌疑人的证据等；
3、二者交易的事项范围不同。起诉阶段的辩诉交易事项多为案件本身，即以认罪换取较轻的处罚；而侦查阶段的交易事项则不限于案件本身，可以是相对人的其他犯罪行为、其他违法行为（如嫖娼行为）或是违纪事项（如违规安排亲属工作），范围比起诉阶段要广的多。
4、法律后果不同。起诉阶段的辩诉交易可以适用“从轻、减轻、免除”等法定的减轻刑罚的手段，同种案件的辩诉交易结果很可能因辨诉双方的辩诉协议不同而不同；而侦查阶段的辩诉交易一旦达成，多为不追究法律责任（如行贿方积极配合，以换取对其不予追究），否则辩诉交易相对人将疑虑重重，不肯配合，不能达到辩诉交易的预期效果。
5、监督权归属不同。起诉阶段的辩诉交易由法院监督，对案件的程序性和实体性都进行审查，一旦发现问题则对辩诉交易结果不予承认；而侦查阶段的某些辩诉交易是以“不立案”或“不揭发”④为结果的，这种辩诉交易天生缺乏外部的监督机制，容易滋生其他问题（如侦查人员徇私枉法）。
三、在侦查阶段适用辩诉交易的一些问题。
1、辩诉交易是否会引起一些相对人对辩诉交易的曲解，导致辩诉交易的滥用。辩诉交易原本是一种为了侦破案件而采用的权宜之策，但是如果侦查人员控制不当或过分依赖辩诉交易，很可能会导致相对人将辩诉交易当成法宝，不讨价还价就不作证、不坦白，这对维护法律的权威性、严肃性十分不利。如何平衡辩诉交易的积极影响与负面影响的相互关系，是适用时需要解决的一个重点问题。
2、辩诉交易的适用范围应如何界定。辩诉交易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应用非常广泛，大约有90%的刑事案件是通过辩诉交易结案的。但是我国的国家性质决定了我国不可能以大量牺牲社会正义和司法公正来换取司法效率的提高，这就需要对辩诉交易的适用范围做出明确规定。否则，侦查人员很可能会对用于交易的、超越管辖权犯罪案件的危害性不予考虑，也就是说可能会出现为了认定几万元的受贿罪，而用走私百万元的犯罪事实进行“不予追究”的辩诉交易。这无疑违背了适用辩诉交易的本意。
3、辩诉交易的效力问题。在现阶段，侦查人员如果与某案件的从犯达成“不予追究”为结果的辩诉交易，多半会被公诉部门或法院以“遗漏了应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嫌疑人”为由而否定。这样就使侦查人员处于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地，辩诉交易相对人会指责检察机关的出尔反尔，不利于维护法律的严肃性。侦查人员下次再遇到类似的情况就只能冒着“两个嫌疑人都定不了罪”的危险而对两个犯罪嫌疑人不分主（犯）从（犯）均立案侦查，法律效果可想而知。如何让辩诉交易的结果得到起诉部门及法院的认可，是辩诉交易在侦查阶段适用时的又一大障碍。
4、辩诉交易由谁有效监督的问题。失去监督的权利必然会孳生腐败。如果对贪污贿赂阶段的辩诉交易权不进行有效的约束，必然会被某些人利用，那时就会出现“抓小（额）放大（额），抓从（犯）放主（犯）”等奇怪的现象。还有，侦查工作的秘密性又导致案件知情范围很小，直接影响辩诉交易的透明度。一个长期有效的监督制度是辩诉交易正常发挥作用的保证。
四、关于适用辩诉交易的几点设想：
1、在贪污贿赂案件侦查阶段推行辩诉交易需要良好的法制环境作基础。法制环境是透视一个国家执法水平的窗口。良好的法制环境是实行辩诉交易的大前提。从经济建设水平到法制建设进程，从侦查人员的执法理念到执法素质，只有达到较高水平的地区和人员才具备执行辩诉交易权的必要条件。建议先在适宜的地区进行“贪污贿赂案件侦查辩诉交易”试点工作。
2、辩诉交易的适用尺度要把握好，从制度上防止辩诉交易权的滥用。
（1）启动辩诉交易程序的规定要明确，须为“确有必要时”才可使用，并对“确有必要”做出详细规定。笔者认为“确有必要”应当至少符合以下条件：第一，交易目的必须为获取定案的关键证据；第二，被交易事项在量刑上，社会危害性、社会影响等方面，必须远远小于当前案件可能获得的刑罚、社会危害性及社会影响等（需要综合考虑）。
（2）辩诉交易主动权要掌握在侦查人员手中，防止相对人“反客为主”，使侦查活动陷入被动。
（3）以“超越管辖权的案件”为辩诉对象换取贪污贿赂案件证据时，应有更严格的范围限制。侦查人员进行辩诉交易前要反复掂量孰轻孰重，要从大局出发，杜绝“部门本位”思想。
3、对辩诉交易结果的效力须出台法律法规予以认可，以维护侦查人员做出承诺的公信力。另外，对辩诉交易结果的效力范围也应有明确规定，即仅限于当次案件有效。今后再经他人（包括同案的犯罪嫌疑人）举报的线索、证据，侦查（或有权查处）机关进行调查不受此次辩诉交易的限制，即辩诉交易相对人仅具有一次“侦查豁免”。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有些人将辩诉交易当作自己逃避法律制裁的挡箭牌。
4、侦查人员要注意利用各种手段巩固辩诉交易的效果。辩诉交易只是一种获取证据的手段，侦查人员并不能完全依赖辩诉交易的结果，必须用各类证据对辩诉交易得到的证据（或证言）一一加以印证，形成牢固的证据体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证辩诉交易的效果。
5、对贪污贿赂犯罪侦查阶段的辩诉交易要给与适当监督。在这里，监督的重点是“适当”二字。一方面要对其进行严密的监督，但另一方面监督范围又不宜过大，以免过分束缚侦查人员手脚。笔者认为：在内部以主管检察长审批为最佳；外部以上一级检察院的职能部门进行单线监督为宜，特别重大案件的辩诉交易层报省级检察院备案。
6、在辩诉交易过程中要注意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首先，辩诉交易相对人进行辩诉交易必须是自愿的；其次，侦查人员要让辩诉交易相对人充分了解交易后果；还有，就是要让辩护律师⑤从嫌疑人的利益出发，认真分析接受协议和接受审判的利弊，从而帮助犯罪嫌疑人做出明智的选择。
① 辩诉交易相对人，指与检察机关进行辩诉交易的人员。如犯罪嫌疑人本人、同案共犯等。
② 线索成型率，指从举报中心转来的、经过初查能够立案侦查的线索占总线索的比率。是衡量贪污贿赂工作的一个指标。
③ 据2002年4月19日《法制日报》报道，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审结了我国首例采用“辩诉交易”结案的案件。合议庭根据公诉机关向法院递交的辩诉交易申请，重点就控辩双方达成的辩诉交易程序性和实体性审查，当庭予以确认。此案从开庭到宣判仅仅用时二十五分钟。
④笔者曾遇到这样的案例：某案件知情人对案件情况闭口不谈，但当侦查人员抓住其有嫖娼行为时，他态度作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言明只要不把他的嫖娼行为移送单位处理，他什么都愿意配合。综合考虑之后，侦查人员同意了他的请求。这就是一例典型的以“不揭发”为结果的辩诉交易。
⑤ 这条主要是针对犯罪嫌疑人为相对人的情况而言。因为律师从经济收益上考虑是不愿意进行辩诉交易的。如果案件开庭，律师将能拿到更多的报酬。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深入开展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犯罪活动联合行动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深入开展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犯罪活动联合行动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国务院关于开展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犯罪活动联合行动的通知》（国发〔2000〕32号）下发以后，各地区、各部门高度重视，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新闻单位密切配合，集中力量开展了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犯罪活动的联合行动（以下简称打假联合行动），
有力地打击了制假售假违法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一些危害性大、群众反映强烈的制假售假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遏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但是，由于历史和社会的诸多因素，假冒伪劣商品泛滥的局面还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加之少数地区的领导干部对打假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地方保护主义严重，打假工作面临的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国务院决定，把打假工作作为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内容，在前一阶段打假联
合行动的基础上，以食品、药品、农业生产资料、棉花、拼装汽车为重点，继续深入开展声势浩大、专群结合、扎实有效的打假专项斗争，通过对重点商品、重点市场、重点地区的专项整治，力争在年内使假冒伪劣商品泛滥的局面进一步得到扭转。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整顿
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再接再厉，把打假联合行动引向深入。
为了切实做好当前的打假工作，经国务院同意，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分工，联合行动
食品打假专项斗争，由卫生部、质检总局会同工商总局、国家经贸委、农业部等部门负责指导和协调，重点查处制售危及人身健康和生命安全、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食品（包括肉类、食盐等产品）及无证、无照生产和经营食品的违法犯罪行为，对个体食品摊贩、商贩加强监督管理，对
养殖场病死畜（禽）严格实行无害化处理，依法取缔生猪私屠滥宰。
药品、医疗器械打假专项斗争，由药品监管局会同卫生部、工商总局等部门负责指导和协调，重点打击生产销售与标准规定不相符、变质、过期失效的假劣药品、医疗器械及以兽用药品冒充人用药品的违法犯罪行为，查禁非法生产、重复使用和质量低劣的一次性输液器、注射器等医疗
器械。
农业生产资料打假专项斗争，由农业部会同工商总局、质检总局、供销总社等部门负责指导和协调，重点打击制售假冒伪劣种子（包括种畜禽、水产苗种、热作种苗、牧草种子）、化肥（主要是复混肥）、农药、兽药、饲料（包括鱼粉）、农机及零配件、渔机渔具等违法犯罪行为，依
法查禁无登记证、批准文号、生产许可证、经营许可证以及掺杂使假、以次充好、失效变质的农资商品。
棉花打假专项斗争，由质检总局会同供销总社、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农业部、工商总局等部门负责指导和协调，重点打击棉花掺杂使假、以次充好、混等混级、非法收购和加工的违法犯罪行为，依法拆除销毁小轧花机、土打包机，严禁废棉流入棉花市场。
拼装汽车打假专项斗争，由工商总局会同公安部、国家经贸委、外经贸部、质检总局、海关总署等部门负责指导和协调，重点打击目录外企业以报废汽车的零部件、走私散件或国产零部件非法拼（组）装汽车、摩托车，以及盗用、套用、转让目录内产品型号及合格证的违法犯罪行为，
依法查处制售假冒伪劣汽车安全配件的违法犯罪行为。
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要在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配合，联合行动。牵头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各打假专项斗争的实施方案，做好组织协调工作，其他部门也要大力支持和配合。公安、监察等部门对重点案件要提前介入。各行
政执法部门之间要相互协调、统一行动。各级财政部门要千方百计保证政法部门和行政执法部门的办案经费。新闻宣传单位要加大典型案件曝光力度，挖掘重点地区深层次问题，跟踪报道，形成强大的舆论声势。
二、地方负责，落实责任制
开展打假联合行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特别是县级人民政府要切实负起责任。要彻底破除把打假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对立起来的错误观念，坚决纠正一些地方存在的对打假工作漠不关心、消极应付甚至不作为的错误做法。要层层落实打假责任制，把任务和责任逐级分解到有关单位和
个人。政府主要领导要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的职责，主管领导要及时掌握情况，检查督促，直接指挥对重大案件的查处。要按照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统一要求，实行责任追究制度，对在打假联合行动中工作不力、消极应付甚至失职渎职，导致制假售假严重局面长期得不到扭转的领导
干部和有关责任人，要坚决按有关规定追究责任，严肃查处。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按照全国打假联合行动的统一部署，根据本地区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犯罪活动的实际情况，确定具体的工作重点。
三、依法行政，严格执法
坚决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等有关打击制假售假行为的法律法规，充分运用法律武器，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违法犯罪活动。同时，加强对打假执法的监督检查，坚决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
、以罚代刑等问题。在打假过程中揭露的重点案件，触犯刑律的，要及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查处。各地区、各部门要继续清理并及时废除与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有关规定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和文件，绝不允许地方保护、行业垄断成为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保护伞。国务院将在适当
时候组织有关部门对各地区、各部门清理法规的情况进行检查。
四、打防结合，综合治理
各专项斗争的牵头部门要对打假联合行动中查处的案件进行深入研究，提出根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有效措施。要积极探索行政执法部门、司法机关、企业以及地区之间联合行动，对生产、运输、仓储、批发、销售等环节实行全过程监管的机制。要充分运用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
强化执法部门监管手段。质检、工商、药监、卫生等行政执法部门要积极探索运用信息技术打假的有效形式，以网络技术为依托，掌握生产者和经营者的质量信用状况，加强防伪技术的推广应用，有效监控和防范制假售假活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加强执法队伍的领导班子建设
，对执法人员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加强培训考核，坚决清除执法队伍中的腐败分子。要提高行政执法部门交通、通讯、检测等方面的装备水平，完善执法技术手段，增强监管力度。
五、查处大案要案，抓好督促检查
对前一阶段查出的一批涉及面广、数额巨大、危害严重、影响恶劣的大案要案，要坚决依法从严处理。已查实的案件，要加快审理和结案。继续严厉惩处制假售假违法犯罪活动的首犯和惯犯。对执法犯法、徇私枉法与制假售假违法犯罪分子内外勾结、通风报信，不认真履行职责的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要严肃查处，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立案查处的案件做到“五不放过”：即案情没有搞清的不放过；假冒伪劣商品的源头和流向没有查明的不放过；制假售假责任者没有依法处理的不放过；该移送司法机关没有移送的不放过；包庇、纵容、参与制假售假的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没有受到追究的不放过。依法从重从快惩处违法犯罪分子。查处大案要案要排除一切阻力和干扰，不论涉及什么人、什么单位，都要查个水落石出，决不手软。
国务院将责成有关部门组成检查组，对重点案件、重点地区进行督促检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本地区的重点案件也要加强督查，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结果。
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违法犯罪活动，是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重大举措，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振奋精神，克服畏难和厌战情绪，齐心协力，重拳打假，为维护我国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作出更大的贡献。
2001年5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