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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如何应对行政处罚


北京德恒（成都）律师事务所彭育波律师
联系电话：18981834912，18581834912


作为中国的民营企业，不论在地位上还是待遇上，均无法与央企、国企、外企相比，并且民营企业家更多是白手起家，缺乏必要的社会背景与地位，所以在中国这个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法律制度下，难免在遇到行政处罚时乱了阵脚，从而病急乱投医，大多选择私了，助长了一些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肆意妄为的办事态度与想法。笔者曾分别以企业法务、律师的身份参与处理了多起行政处罚案件，并最终比较圆满的解决下来，因此总结了一些自己的经验与做法：
一、 搞清楚处罚的依据：
一般民营企业在得知自己被行政机关处罚后，马上就开始慌神，特别是下面的办事人员，由于对法律知识与社会经验的积累不足，在面对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时，心慌，没有任何应对的措施，旋即想到的就是私了。但是，大多企业都忽视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些行政机关是以什么理由对你企业作出处罚的，这些处罚理由是否在法律赋予其处罚权的范围内，是否在处罚程序上合法？
笔者曾经遇到这样一件行政处罚的案件：一名自称是辖区内的税务专管员到其铺面查税，直接从其柜台中将所有账本收走，没有留下任何的书面手续，并称将被处以5万元的罚款，同时留下自己的手机号，告知要私了可以在周六下午某茶楼内见面。企业慌神了，以为真要被处罚5万元。于是电话咨询应该怎么做。
之后，我连续提出了几个在行政处罚程序上有瑕疵的地方，（1）：行政处罚一般都是两名工作人员一并参与，不可能存在只有一人就可以执法的情况；（2）：没有主动出示过工作证件；（3）：收走的所有账本没有开具相应的扣押文书；（4）：告知处罚金额时没有相应的文书，并且没有任何法律依据；（5）：行政处罚一般都在办公场所进行，不可能在休息日的，并且是在某个茶楼解决，基于如上瑕疵，我向这家企业建议，可能是遇到了骗子或者是这名工作人员想赚外快了，如果是骗子，那么报警即可；如果是想赚外快，那么可以直接去税务局的纪委申诉。根据我的这种分析，最终这家企业通过正当途径圆满解决此事，并且没有遭受任何行政处罚。
其实笔者想说明的是：在面临行政机关的处罚时，首先不能自己慌了神，或者总是想通过私了解决，有一些处罚是本来可以避免的，有些处罚本来就是没有依据的。
二、 与行政处罚机关正面接触：
较多的企业，在面临处罚时，都不敢与行政机关正面接触，想的是如果我据理力争，把这些机关的人惹毛了，要加倍处罚，到时候我得不偿失。其实不然，我国的行政处罚法明文规定了：当事人有提供证据，辩解的权利，并且行政机关不得应此加倍处罚。笔者所谓的正面接触，其实包含了两个方面：1、向行政机关了解具体的处罚依据或处罚理由，得到处罚文书，2、在可能的情况下，尽可能向行政机关提出辩解。
笔者曾遇到这样一个行政处罚案件：货物所有权人将货物从A地运到B地，用的是载客的面包车，路途中被路政检查时发现，随即以非法从事道路货物运输为由，扣押了车辆及货物。司机由于缺乏相关的法律常识，没有做任何的笔录，并被要求缴纳了3万元的停车费。这家企业在咨询我时，主要向我反映车辆长期被扣留，会额外增加维修成本，是否能私了，可能也就花3万块了事，并要求我从这个方面出发提供法律意见。之后，我向他提供了这样的建议：既然是自有货物从A到B，那么根据当地对道路交通运输的有关规章与文件规定，这就不算作道路货物运输；并且，按照规定扣留的车辆是不需要缴纳停车费的；由此，我建议企业立即派人到当地交通局与执法人员正面接触，解释原因。这个案件之后由笔者介入，在向行政机关出具了相应的证据，辩解理由后，行政机关在第二天就放车放货退钱，并对执法人员的违法行为赔礼道歉。整个过程仅仅花费了2天时间。之后，我还给企业开玩笑说，这两天时间的耽搁是否符合之前你们提出的要求车辆尽快返还的要求。
由此可见，及时与行政机关正面接触是多么的重要与必要。
三、 尽快聘请律师介入案件：
在面对大额行政处罚案件时，一般企业会依托内部自身的法务专员或者其他行政人员先行处理，但是由于这些人员可能由于经验不足或者对法律知识的了解不够深刻，并不能很好的解决事情，却一再耽搁行政处罚的时限，由此可能对企业自身造成不利后果。
笔者处理过的一个案件很能说明这样的问题：一家企业产品被某地工商局查处后，通知企业解释原因，提供证据与辩解，但是企业却置之不理。一年后，这家工商局联同当地中级人民法院，到这家企业所在地强制执行了超过500%的罚金。企业这时才慌了神，却让内部的行政人员先后往返该工商局4、5次，时间耽搁了3个月之久；在处理不下来后，才想起委托律师介入。笔者介入后，虽然发现不论是工商局还是法院，在处罚与执行上都存在程序瑕疵，但是却因为过了各种诉讼、申诉时效，而不能从正当的法律途径上走下去。虽然最后仍是比较圆满的解决了这件处罚案件，但并非是以律师的身份介入解决的。由此，企业最终也意识到这点，并在之后的案件中，第一时间委托律师介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另外，笔者还想提一点，虽然本文主要内容是介绍如何从法律上应对行政处罚，但是按照国内的现状，也并非要求所有的行政处罚案件都这样处理，原因之一就是企业仍需要从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及利益上加以考虑。如：行政处罚机关的部分行政处罚可以扣押货物，而如果扣押这部分货物实质对企业会造成比较大的伤害或直接影响企业的经营，那么笔者建议可以同时从法律层面与非法律层面上并行，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企业的损失，但是，并不建议所有的行政处罚都走非法律层面。

论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无罪推定原则的吸收

一、思想的变革
我国刑事诉讼法律观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具有深刻的中国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根源。几千年的儒、法两家刑事法律观，深深地影响着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制订和执行，我国社会所经历的小农经济、产品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等不同的经济体制所产生的意识形态，也影响着诉讼法律观，因为一定的刑事诉讼的法律观必然反映着一定的经济形态。这正是我国步入依法治国的轨道以后，人们感到步履维艰的原因。刑讯逼供、久押不决、超期羁押、辩护律师参与诉讼难、证人作证、出庭难等等问题仍然困绕着我们。经过几年来的实践，已经充分地证明，一项先进的司法制度的贯彻实施，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诉讼法律观的转变问题，这种转变要经过一个漫长的痛苦的磨合期，要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实践的过程，要有一个从不自觉走向自觉的发展过程。
对刑事诉讼法本质的认识，长期以来，特别是从5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由于受前苏联式的制度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把法律仅仅当作是把持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的意志。在这种国家主义法律观的指导和统治下，作为比较敏感的刑事诉讼法，从立法到执法，无不以国家本位为主宰。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把刑事诉讼法定位于“打击敌人”、“镇压反革命”的工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被提到议事日程。但是，由于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缺少个人的自主地位和独立价值，国家本位的价值观根深蒂固。在刑事诉讼领域里，特别是在执法的环节中，重国家轻个人，重打击轻保护，重控告轻辩护，重实体轻程序等等，其明显的价值取向就是国家本位。无罪推定原则是否适用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问题，以往一直是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精神污染加以批判的，但是，随着我国法治化进程，无罪推定原则最终登上了中国刑事诉讼的舞台。
二、无罪推定原则的吸收
无罪推定是西方国家在否定中世纪纠问式诉讼制度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一项刑事诉讼法原则。它与刑法上的“罪刑法定”的原则相配合，成为西方国家刑事法律的基础。无罪推定在法律中的确立始于法国１７８９年颁布的《人权宣言》。《人权宣言》第９条规定，“任何人在被宣判为犯罪者之前，均应假定为无罪。”此后，这一原则又在许多国家宪法或法律中得到确立。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我国法律界不少人对无罪推定原则存有一些偏见和误解，致使这一原则未能在我国学术界和法律中得到肯定。但近年来我国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以及司法机关发布的带有司法解释性质的法律文件也吸收了这一原则的部分内容。在从１９９３年开始的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许多学者和专家均提出，应在我国刑事诉讼法“总则”中增设无罪推定原则。关于如何表述，一种观点主张采纳多数国际公约的规定，将这一原则表述为：“任何人未经司法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判定有罪以前，都应当假定为无罪的人。”另一种观点则主张表述为：“任何人未经司法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判定有罪以前，都不应当视为罪犯。”还有个别学者和专家以无罪推定违背实事求是原则以及不符合中国国情为由，反对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这一原则。
我们认为，尽管各国宪法、法律及联合国有关法律文件对无罪推定原则的表述各不相同，但这一原则的基本内涵和意义却是举世公认的。无罪推定不是对被告人作出的无罪判定或终结性结论，而是对他在刑事诉讼中所处地位的保护性假定；它要求控诉方以对被告人无罪这一推定作出反证的方式承担证明其有罪的责任，并要求这种证明达到最高的证明程度；它要求被追诉者在诉讼过程中拥有一系列与指控方对抗所必须的程序保障。无罪推定原则为被追诉者充分行使诉讼权利奠定了坚定的法律基础，并成为任何人受到无根据或不公正的定罪的重要障碍。正因为无罪推定原则在维护司法公正方面具有普遍的重要意义，修正后的我国刑事诉讼法结合我国国情吸收了这一原则的基本精神和要求：（１）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第１２条），即明确被追诉者在判决前不是有罪的人。（２）要求控诉方承担举证责任：公诉人在法庭调查中有义务向法庭提出控诉证据，如询问证人、鉴定人、出示物证、宣读书面证据材料等，以此来证实自己提出的指控主张。（３）规定被追诉者没有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检察机关和法院在证据不足，不能认定其有罪时，要作出无罪的处理。
三、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无罪推定原则的特点
与国外通行的无罪推定相比较，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全盘照搬，而是根据我国的实际国情，结合我国刑事诉讼的实践经验和需要，对其进行合理的取舍，因而具有以下特点：
1、我国的无罪推定原则更侧重于实质，而不仅仅是称谓问题。在立法上没有使用“假定其无罪”和“不能被称为罪犯”等表述，而是使用“不得确定有罪”的表述。
2、在证明责任的问题上，不仅强调了国家机关在形式上的责任，而且更加强调其实质上的证明责任。在国家机关履行职责时，不是强调被告人的消极对抗，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均不享有沉默权，而是强调控辩双方的积极配合，当然，并没有要求被告人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
3、作为一项法律原则，明确规定了侦查、起诉和审判机关的行为标准，要求既注重结果又要注重过程。
四、对无罪推定原则的正确理解
刑诉法第１２条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规定为刑事诉讼制度的一条基本原则，有人据此认为我国新刑诉法采用了外国法通行的“无罪推定”原则，这种认识并不确切。首先，应该明确，外国法中的无罪推定原则包括被告人对被控罪行有权保持沉默，被告人在刑事诉讼各阶段均享有充分的辩护权，被告人没有证明自己无罪的举证责任，案件事实认定遵循“疑罪从无，疑罚从轻”原则等诸多内容，我国新刑诉法对此并没有全盘照搬，而是进行合理的取舍，确立了自己的特色。例如，根据新刑诉法第９３条，第１３９条和第１５５条之规定，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侦查人员的提问，被告人必须回答公诉人及审判人员的讯问，因而均不享有沉默权。新刑诉法确立的无罪推定原则的主要含义有两条：第一，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人民法院依法独立享有对被告人的最终定罪权，具体体现在新刑诉法第１２条的规定和取消了人民检察院的免予起诉决定权。值得的注意的是，这里强调的是“最终定罪权”，无罪确定权仍由公安、检察及法律规定的其它特定机关通过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等手段不同程度地依法行使。其中，对于相对不起诉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检察机关在“不起诉决定书”中仍应确定“其行为已构成犯罪”，因其符合新刑诉法第１４２条之规定，决定不予起诉。因此，检察机关对部分案件不起诉决定权仍属广义的定罪权。第二，在人民法院依法确定被告人有罪之前，任何人不得将其作为有罪的人对待。此条为无罪推定原则的关键性内容。受刑事追究的人，即使其犯罪事实已相当清楚，证据已足够充分，即使其民愤极大，即使高层已有“明确”指示，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从法律上仍不能确定其有罪，因而不能将其作为有罪的人对待。这是树立法律权威性的必然要求。任何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主观臆断和感情用事都是极其危险的。
五、无罪推定原则确立的重大意义
我国最高权力机关以立法的形式确认无罪假定原则决非偶然，而是符合刑事诉讼的客观规律和现代文明国家司法程序的实际需要，是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重要里程碑，因而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确认无罪假定原则，有利于解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问题。在我国，由于过去的立法没有无罪假定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不少办案人员的头脑中总是抱有“嫌疑人、被告人进门三分罪”的错误观念，因而难免先入为主和主观臆断，不能从根本上克服“左”的思想倾向和解决刑讯逼供等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权利的现象。现在以立法的形式确认无罪假定原则，就可以划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罪犯的界限，明确“涉嫌犯罪”与“判决有罪”的区别，从而自觉地以辩证明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理论为指导，切实克服先入为主和主观臆断的错误倾向和做法，有效地保障人权。
其次，确认无罪假定原则，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以辩护权为核心的诉讼权利，充分发挥辩护制度的作用。在封建专制时期，刑事诉讼奉行“有罪推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是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只是受拷问被追究的对象，无任何诉讼权利可言。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并确立无罪假定原则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才成为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被告人才拥有与原告对等的诉讼地位，享有以辩护权为核心内容的各项诉讼权利。如果我们不能旗帜鲜明地确立和承认无罪假定原则，即使法律明文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辩护权，但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保障，形同虚设。这已是被历史证明了的而毋庸置疑的客观事实。
第三，有利于进一步明确证明责任的合理分配和疑难案件的正确解决。无罪假定原则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证明责任由控诉方承担。控诉方指控被告人犯罪，必须提供相应的证据事实加以证明，而且这种证明必须达到法律规定的标准，即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如果控方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被告人就是无罪，被羁押的被告人就要无罪释放，并按照国家赔偿法赔偿损失，恢复名誉。在司法实践中，有时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有些案件不可能查得水落石出或者一时难以查清。对于这些证据不足、“处断难明”的疑罪案件，在实行有罪推定的封建专制诉讼中，一般是按照“疑罪从有”或者“疑罪从轻、从赎”来处理的。这充分说明封建诉讼的专横擅断和对人权的践踏。但无罪假定即要求司法机关的司法人员对疑难案件的处理不是从有、从轻或者从赎，也不是从挂，而是应当从有利于嫌疑人、被告人的角度来解释和处理的。即：嫌疑人、被告人的有罪、无罪一时难以确定的，按无罪处理；被告人罪重、罪轻一时难以确定的，按轻罪处理。
第四，有利于在国际人权斗争中争取主动权。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历来倡导在刑事诉讼中必须认真贯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对被告人定罪判刑必须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样的诉讼要求和证明标准本来高于西方国家所谓的“排除合理怀疑”和国际上的其它标准，然而，在过去的立法上却讳言“无罪假定”，岂不是“作茧自缚”，授人以把柄，使我国在国际人权斗争中陷于被动。同时，如前所述，联合国一些重要的人权文献和国际公约都规定了无罪假定原则，其中有些是我国参加、缔结或明确表示赞成的，如果我国刑事诉讼法不确定无罪假定原则，这同我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国际地位是不相称的，也难以自圆其说。所以，新刑事诉讼法确认无罪假定原则，不仅有利于在国际人权斗争中争取主动权，也是对外开放以及同国际接轨的实际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