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现状、原因及对策
犀原律师事务所(河南郑州)杨德寿
摘要：在刑事诉讼中，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时常发生。这说明，我国现有的针对这两种犯罪的法律对策效果不大，要制定这两种犯罪的对策，必须寻找发生这两种犯罪的根本原因。本文通过论证认为，发生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根本原因是：立法上，公安机关法定的侦查和采取强制措施的双重权利，使其侦查活动处于自身控制的不公开的无法监督的情形之中；司法上，人民法院未能严格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审判，在客观上促成了这两种犯罪的发生。
一、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的现状
1、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案例
1996年2月，河南叶县发生一起特大系列抢劫杀人案，公安机关迅即“破案”。6 名无辜者被抓，2 人因不堪忍受审讯人员采用三角带、木棍、皮带、电警棍以及手摇电话的电击，只好按审讯人员的意图招供。“人证”、“物证”俱在，冤案遂成铁案。辩护律师据理力争，真凶突然现出原形，才把这些无辜平民从死亡线上拉回来。(见《律师与法制》1998第9期张大奎采写的《叶县冤案始末》)。
1998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报道，某县公安派出所将涉嫌盗窃的一对夫妇抓获，稍后将女人放出，继续审讯其夫。几天后，女人看望丈夫时被告知其丈夫已经逃跑，该女人便开始了艰难的寻夫历程。几年后，其中一名参与审讯的民警突然良心发现，说出其夫在审讯时已被打死并秘密埋葬。
1998年7月，原遵义市红花岗区公安分局刑警赵金元、屠发强为逼取口供，对犯罪嫌疑人熊先禄施以种种肉刑，致使熊先禄因外伤、剧痛、失水、饥饿、紧张等过度劣性刺激而休克死亡。去年12月，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分别判处赵金元、屠发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和无期徒刑。据称，这是我国《刑法》自1979年实施以来判得最重的一起刑讯逼供案。(见《法制日报》2000年4月16日第2版杨通河采写的《刑讯逼供法难容》)。
2、案例说明的问题
血泪斑斑的案例说明：首先，采用这种手段的刑事侦查人员无能或者懒惰。他们除了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不能取得或怠于取得其他充分确实的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其次，如果不是前者，必然是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有意加罪所谓的犯罪嫌疑人。再次，这两种犯罪行为还未得到有效遏制。
3、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行为现有的法律对策
本文无意探讨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因为从《刑法》分则明确规定的具体犯罪来看，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即为两种。这是我们的国家意志对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行为的断然否定。特别是，新《刑法》第247条不仅加重了刑讯逼供犯罪的法定处刑，更增加了暴力取证罪名。这两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刑法》设立这两种罪名，就是我国现有的对于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行为最严厉的法律对策。然而，这些法律对策并没有遏制这两种犯罪的发生。于是， 我们不得不讨论这种对策的现实可行性。过去发生的以及现在仍在发生的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足以说明：目前我国对于这两种犯罪的法律对策成效不大。
二、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禁而不绝的根本原因
要寻找有效遏制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对策，首先必须找到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行为发生的根本原因。正如医生看病一样，找到病因才能对症下药。寻找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发生的原因，本文认为应当从刑事诉讼的侦查和审判两个阶段出现的问题入手。因为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一般发生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而对侦查阶段所取得证据的采信是在人民法院的审判阶段。
1、公安机关侦查阶段
实施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两种行为的主体为特定主体，即司法工作人员。司法实践中，两种犯罪的主体主要是有权采取强制措施的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人员。他们实施这两种行为的最终目的，追究罪犯也罢打击报复也罢，不是本文关注的问题。我们应该更加关注为达到上述最终目的而必须首先达到的目的，那就是——取得用于证明犯罪嫌疑人犯罪的证据。这是构成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主观要件。
《刑事诉讼法》第42条将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做为证明其是否犯罪七种证据的两种。要确认某一被告人构成犯罪，追诉主体必须举出充分确实的证据。如果刑事侦查人员没有能力取得或怠于取得上述两种证据以外的证据，或者有意加罪犯罪嫌疑人(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存在其他证据)，而犯罪嫌疑人拒绝按侦查人员的意图供述和辩解的话，刑事侦查人员为了达到证明这些犯罪嫌疑人有罪或有意加罪的目的，其采取的手段只能是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从上述案例不难看出，这是一种极其简便且效果极佳的“侦查”活动。
《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显然，定罪处刑并不必然地需要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但是，在此情况下，证据必须充分确实。如果证据不够充分确实，某些侦查人员不是采取进一步的侦查活动来取证，而是靠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来补充他们不够充分确实的证据，以便达到充分确实。
显然，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不仅具有侦查取证的职责，而且还有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利。这样就使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处于一种被其自身控制的不公开情形之中。在此情况下，对公安机关负有监督职责的检察机关，根本无法对该阶段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
2、人民法院审判阶段
人民法院没有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审判，在客观上促成了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发生。
1)、证据非法收集的认定和证据的效力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应当说本条规定十分明确，但操作性很差。因为上述司法人员是否按法定程序收集证据，是否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是被告人难以证明的。在此情况下，审判人员就难以确定证据的收集是否非法。特别当审判人员做为收集证据的主体时，即便非法收集也会被自己采信。
有效的证据必须建立在其客观性、关联性和收集程序的合法性基础上。审判人员难以确定侦查人员收集证据是否合法的情况下，只要被告人在法庭翻供，就应当以被告人在法庭上的供述和辩解以及证人在法庭上的证言做为其真实供述、辩解或证言。司法审判实践中，当被告人或证人翻供被问及原因时，被告人和证人往往只能说原来的供述是被迫提供的，这时审判人员接着会要求被告或证人提供被“逼迫”的证据。如果证明不了的话，审判人员会以公诉人提交的由侦查人员讯问的被告人原来的供述笔录做为证据。这是十分荒唐的! 因为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一直掌握在侦查人员手中，处于极为不利且不公开的连检察机关都无法监督的受控制地位，如果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身体上没有明显的伤残迹象，他凭什么能够证明?
2)、无法讯问、质证的证人“书面证言”
《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时候，应当依法处理。”如果证人在庭审时不出庭，公诉人只拿着“书面的证人证言”，控辩双方就无法讯问、质证并查实。《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人证言”指的只能是法庭书记员当庭制作的，由法官、控辩双方对证人讯问、质证后的法庭记录。由公诉人或辩护人提供的“书面证言”是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但司法实践中，这样的所谓“证据”却大量存在。报载，河南开封市南关区人民法院统计，该院1997年1月至1999年12月审结的345起刑事案件中，应该出庭的证人有1726人，经审判人员耐心做工作，出庭作证的只有7人，出庭率仅为0.4%。
3)、讯问笔录和“书面证言”的滥用促成了这两种犯罪的发生
我们不难看出，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被讯问的笔录和证人提供的“书面证言”在司法审判实践中是多么重要。显然，这种所谓的证据处于一种高高在上的超然地位，它可以不受当庭质证而直接做为证据。侦查人员为什么对这种书面证据情有独衷，因为它简便易行且十分有效! 通常，只要被告人“供认不讳”，法官便不再认真审查其他证据。很少有人去关注“供认不讳”的下面是否掩盖着血泪，这在客观上促成了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发生，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是法院对讯问笔录和“书面证言”滥用的必然结果。
3、刑讯逼供与暴力取证犯罪发生的根本原因
对刑事诉讼中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出现的问题分析后我们可以发现，在立法上，《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确有不尽合理的地方：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同时具有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和侦查取证的双重权利，这使该机关的侦查活动处于不公开的、无法监督的情形之中；同时，该法第93条关于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侦查人员提问的强制性义务规定，很可能成为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的借口。犯罪嫌疑人的“如实”和侦查人员认为的“如实”是两个概念，侦查人员最大的愿望就是让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完全符合自己认为的“如实”。不符产生的后果很可能就是刑讯逼供。虽然法律禁止这种行为，但没有监督或无法监督的行为是不可能禁止的。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对刑事案件的审判没有严格依法进行，法庭对讯问笔录和“书而证言”的滥用也在客观上促成了这两种犯罪的发生。所有这些，构成两种犯罪发生的根本原因。
三、关于证据的分类及科学收集
通过对诉讼法(包括民事、行政诉讼法)关于证据的进一步研究，我们可以根据证据受人的主观因素影响的程度，把证据大致分为客观性证据和主观性证据(这种划分不是绝对的)。按照这种分类，可以把《刑事诉讼法》第42条的七种证据分别归到这两类。把物证，书证，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归为客观类；把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归入主观类。
很明显，这两类证据中，主观性证据不仅受到提供者本人意志的影响，甚至受到他人意志的影响。我们很难断定其是否真实和完整。因此，在采信时必须慎之又慎。应该在采信时充分接受控辩双方质证，才可以判断主观性证据是否真实完整，而这只能在法庭上! 因为只有这里才是公开和公平的。主观性证据的提供者除了受到其自身因素影响外，一般不致于受到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强制。也许，这正是《刑事诉讼法》第47条的理论基础。 法庭外的取证应当仅限于客观性证据和主观性证据提供线索的收集。这些客观性证据，在开庭时与法庭上收集到的主观性证据再进行相互印证，然后才能确定起诉书指控的案件事实是否存在。
本文认为，刑事侦查及审查起诉阶段应当只限于收集客观性证据和主观性证据的提供线索，法院开庭审判阶段才可以收集主观性证据——即询问被告、有关当事人和证人。这才是科学的证据收集方法。
四、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立法和司法对策
为了杜绝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同时切实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基于上述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发生的根本原因，本文认为现实可行的立法和司法对策是：
1、立法规定沉默权并将刑事侦查权与强制措施执行权分离
在立法上，将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作为纯粹的刑事执行行为，刑事侦查统一由检察机关行使。在此情况下，公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只有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利而没有侦查权，因而“无需”取证，刑讯逼供是多余的；而检察机关直接行使侦查权，他们在公安机关管辖的看守所对犯罪嫌疑人侦查、取证，因受到公安机关的监督而“不能”刑讯逼供。刑事侦查权与强制措施执行权的分离，不仅可以避免刑讯逼供犯罪的发生，还有利于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的相互配合和相互监督，更加符合《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精神。同时，应当对《刑事诉讼法》第93条进行修改，明确赋予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沉默的权利；并且，这种权利应当及于侦查、审判乃至被确定为犯罪后执行的所有阶段。
2、法庭对庭外收集的主观性证据不予采信
控辩双方只需向法庭提交客观性证据和证人线索。提供主观性证据的当事人和证人必须出庭，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由控辩双方当庭询问充分质证。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应当严格按照这一法定程序进行。对法庭外收集的主观性证据，不论是被告人讯问笔录还是证人的“书面证言”，一律不予采信。实际上，这也正是《刑事诉讼法》第47条的基本要求。这一措施的采取，不仅可以杜绝刑讯逼供，而且还可杜绝刑事侦查人员对证人的暴力取证。
五、结论
刑事侦查权和强制措施执行权的分离，将使刑事侦查人员的刑讯逼供无法进行；而法庭对庭外收集的主观性证据不予采信，将使这些主观性证据失去效能。这样就会使侦查人员的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成为多余。除非这些侦查人员有实施暴力的特殊爱好或有意报复。这种情况下，侦查人员的这种暴力行为不再属于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而是其他违法或犯罪行为。除此之外，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应当严格依法进行。
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清欠工作的通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清欠工作的通知
证监公司字[2006]92号
各上市公司：
清理上市公司资金占用，是维护上市公司资产完整、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一项重要工作。按照《国务院批转证监会关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意见的通知》（国发[2005]34号，以下简称“国发34号文件”）的要求，各上市公司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解决控股股东侵占上市公司资金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采取各种措施，加快清欠进度，确保实现年内完成清欠任务的目标。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存在资金占用问题的各上市公司董事会要把清欠工作作为当前的重点工作，切实抓紧抓好。公司全体董事对清欠工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公司董事长是清欠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各上市公司要按照所在地证监局、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及时报告清欠工作情况。各证监局将根据公司董事会的清欠工作表现，衡量公司董事对公司应尽的勤勉忠实义务，并记入诚信档案。
二、区分情况，分类解决。国发34号文件提出控股股东要针对不同情况，采取现金清偿、红利抵债、以股抵债、以资抵债等方式加快偿还速度。各上市公司应根据实际情况选定最切实可行的清欠方式。占用额较小、控股股东有还款能力的，公司应要求控股股东尽快解决，凡是金额在1000万元以下的资金占用必须在2006年6月底前完成清偿；控股股东确实不具备现金清偿能力的，公司要督促控股股东抓紧办理以股抵债、以资抵债所必备的法律手续，早日进入清欠程序；对情况复杂、解决难度很大的占用问题要采取创新方式解决。凡是有利于公司利益和保护中小股东的方案，上市公司都可以在证监局的指导下大胆尝试，加快解决问题的步伐。控股股东拒不清偿的，公司董事会有责任依法起诉控股股东，通过司法途径追回公司财产。
三、坚持清欠与股权分置改革紧密结合。存在资金占用问题的各上市公司要结合股权分置改革工作，采取以股抵债为主的有效方式，加快清欠进程。仍存在资金占用问题的少数已完成股权分置改革的公司，应立即采取以股抵债等方式，迅速解决占用问题。
四、按照年报披露的清欠方案履行承诺。存在资金占用问题的各上市公司应严格按照年报披露内容及时开展清欠工作。未制定清欠方案或未按清欠方案及时开展清欠工作的各上市公司董事会应在2006年9月30日前向中国证监会和当地证监局报告资金占用的形成原因、过程、控股股东和上市公司两方的相关责任人。届时不报告的，中国证监会将依据《公司法》第六章的规定，追究公司董事长和董事会成员的责任。
五、营造有利于上市公司清欠的氛围。各上市公司在清欠工作中，要将清欠进展情况、存在问题和难点及时报告地方人民政府和相应国资管理部门，请求给予支持和帮助，在地方人民政府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统一领导下，打好清欠攻坚战。
六、严格执法，追究拒不偿还占用资金的单位和主要责任人的责任。各上市公司董事会要充分认识控股股东侵占上市公司资金问题的危害性和严重性，认清拒不整改的严重后果，自觉改正错误，认真履行维护本公司法人财产权不受侵害的责任，促使控股股东在规定期限内将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彻底归还。对于国有控股股东清欠不积极的，证券监管部门将及时通报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和组织部门，敦请他们对相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给予纪律处分；对于非国有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积极采取措施清偿所占用资金的，证券监管部门将通报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其信用情况予以高度关注。对于不能按期偿还占用资金的控股股东的责任人，除采取上述措施外，我会将依法对其实行严格的市场禁入，依法不予受理其本人或所任职的公司在证券期货市场的行政许可申请；对于相应的上市公司的责任人，我会将其认定为不适当人选，违规情形严重的，将对其实行市场禁入；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七、建立长效机制，坚决遏制“前清后欠”问题的产生。各上市公司要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完善尽责问责机制，明确货币资金支付管理审批权限，规范关联交易，严禁发生拖欠关联交易往来款项的行为。各上市公司必须在《公司章程》中载明制止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侵占上市公司资产的具体措施，明确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维护上市公司资金安全的法定义务，载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协助、纵容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侵占公司资产时，公司董事会视情节轻重对直接责任人给予处分和对负有严重责任董事予以罢免的程序。上市公司董事会要建立对大股东所持股份“占用即冻结”的机制，即发现控股股东侵占资产的应立即申请司法冻结，凡不能以现金清偿的，通过变现股权偿还侵占资产。上市公司应力争通过多样化的支付手段进行收购兼并实现整体上市，消除占用资金的根源。
附件：关于G股公司“以股抵债”工作操作指引
二00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附件
关于G股公司“以股抵债”工作操作指引
依据《公司法》、《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以股抵债工作的基本业务流程为董事会决议、国资委批复（如属于国有股）、股东大会决议、债权人公告、证监会批复、公司股份变动公告、工商登记变更（G股公司以股抵债工作流程图附后）。
一、G股公司“以股抵债”工作流程说明
（一）董事会决议公告中特别载明“本公司在以股抵债方案得到国资委批准后确认股东大会通知”（如属于国有股）。同时，公司应当按照《公司法》规定通知债权人并公告。
（二）国资委批复。经国资委批准后，公司发布临时报告，确认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时间。期间，公司发布两次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催示公告，催告股东参与股东大会。公司应在会议召开前3日提醒投资者参加网上投票。
（三）股东大会决议。临时股东大会应就“以股抵债”方案进行特别表决，并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单独计票1/2以上通过。下列事项逐项表决：
1．侵占资金现值的计算方式、现值金额；
2．以股抵债的股份价格和冲抵侵占资金的股份数量；
3．彻底解决侵占行为和防止侵占行为发生的措施；
4．对董事会实施以股抵债的授权及其有效期限。
（四）公布股东大会决议，制作并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上市公司以股抵债申请文件。
（五）证监会核准及实施。证监会在公司发布第3次债权人公告后，做出核准决定并通知公司。公司应当在2个工作日内将核准情况予以公告，同时公告股份变动报告，实施以股抵债方案。
（六）工商登记变更。公司在公告股份变动报告的次日起，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要求办理注销股份的变更登记工作。
二、定价原则
以股抵债是在控股股东无力以现金清偿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用发展办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措施，因此，在确定以股抵债价格时，应当考虑以下方面：
（一）侵占资金金额计算。以股抵债方案应遵循公平对等原则，侵占资金金额不仅包括侵占资金本金，还必须包括根据银行同期存款利率和侵占时间计算出来的利息。
（二）股份定价原则。G股公司“以股抵债”的价格应按符合市场化原则，比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定价按照董事会决议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均价确定。
三、信息披露要求
为确保实施以股抵债中及时、准确、真实地充分披露信息，公司应当按照以下内容与格式提交以股抵债申报材料和公开披露信息：
（一）上市公司董事会关于控股股东以股抵债的报告。
（二）董事会决议文本。董事会决议中应就以股抵债事项是否有利于上市公司的发展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发表明确意见，并说明董事投票情况；董事投反对票的，应单独予以说明。独立董事就以股抵债事项发表的意见。
（三）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签订的实施以股抵债的协议。
（四）上市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实施以股抵债报告书。报告书显著位置应当载明“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报告书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报告书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1．交易双方情况介绍、双方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上市公司股本结构及主要股东持股情况（特别披露控股股东所持股份的质押、抵押、冻结情况）。
2．控股股东侵占上市公司资金的详细情况，包括资金侵占发生的年月日、占用的金额、占用原因和方式；如有偿还的其年月日、所偿还的金额；资金占用费收取依据、收取费率、收取金额、收取时间；截至日的侵占资金现值及其计算方式。
3．控股股东不能以现金偿还所侵占资金的详细原因。
4．以股抵债协议的主要内容：
（1）实施以股抵债的法律依据和实施原则、目标。
（2）以股抵债金额的确定（该金额小于截至日侵占资金现值的，说明为什么不能全部用以股抵债方式清偿，不能清偿的以后将采取何种方式清偿，控股股东并对此做出有效承诺）。
（3）以股抵债的股份定价及其依据、抵债的股份数量。
（4）以股抵债的交付及交付时间。
（5）以股抵债协议的生效条件、生效时间。
5．实施以股抵债后，上市公司股本结构及主要财务指标的前后对比（指标按年报要求）。
6．以股抵债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至少包括是否具备持续上市条件、资产负债结构是否合理、杜绝控股股东再发生侵占公司资金的措施等。
7．保护社会公众股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合法权益的措施。
8．其他能够影响股东及其他投资者做出合理判断的，有关本次交易的所有信息。
（五）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四、中介机构职责
独立财务顾问职责。以股抵债是一项重大关联交易，根据交易所《上市规则》有关规定，上市公司与关联人之间进行重大关联交易，应当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就该关联交易对全体股东是否公平、合理发表意见，并说明理由、主要假设及考虑因素。因此，上市公司董事会应当聘请有保荐资格的券商担任独立财务顾问，从保护社会公众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财务顾问应当在尽职调查、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对以下事项出具明确意见：
1．控股股东侵占资金的历史情况，被侵占资金的现值及其计算依据、计算方法的合理性，现值计算结果的准确性。
2．就以股抵债方案在保护社会公众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合法权益方面发表专业意见。
3．就彻底解决侵占行为和防止侵占行为发生措施的合理性、有效性发表专业意见。
